“定製寶寶”波比出生在一個有亨廷頓氏舞蹈症病史的家庭。生育專家選擇了沒有這種病癥的健康胚胎,小波比由此發育而成。亨廷頓氏舞蹈症是一種家族顯性遺傳型疾病,會造成患者的腦部神經細胞退化,很難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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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堂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講臺上來回踱步。這個以“公正課”出名的哲學教授喜歡讓學生“做選擇”。這次他衝著臺下的中國學生大聲問:“假如現在科學上可以做到事先決定新生兒的身高,你會不會選擇生一個高個兒孩子?”
  臺下的學生刷刷地舉起紙片,黃色表示同意,紅色表示反對。2013年12月12日,在一個如同歌劇院的講堂里,桑德爾的演講吸引了坐滿整整兩層樓的觀眾。站在一塊寫著“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的大屏幕前,他看著臺下參差出現的彩色紙片,笑著說,“我們又遇到了意見分歧,這下可以好好討論一下。”
  “技術上可行,倫理上行不行”——從2006年開始,這個問題反覆出現在桑德爾的課堂上。這位哲學教授跟哈佛大學的生物學教授道格拉斯·梅爾頓一起,開設了一門叫做《倫理、生物科學和人性未來》的課程。他們在課堂上擺出當下科技發展與倫理碰撞後產生的爭議問題,跟學生一起討論:在這個科技可以達成幾乎所有願望的年代,我們該如何選擇才是對的?
  “生物學上的突破為我們同時帶來希望和困境。”桑德爾說,“當技術的腳步比道德走得快時,就會出現如今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人們傾向於規避這些問題,但是新興生物技術的威力卻讓我們不得不去面對。”
  當科技碰撞人性,讓每個人參與辯論,跟別人爭辯,跟自己爭辯
  在上個月到訪中國的演講中,桑德爾也把這個“科技和人性的困境”拋給中國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堂里,這位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剛提出問題,臺下的中國學生就紛紛舉手要發言。
  一個高個子男生拿著話筒,不緊不慢地說:“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經歷,所以我反對利用科學手段事先決定他們的生活,因為父母沒有權力為尚未出世的孩子選擇人生。”
  他剛說完,另一個男生就搶走話筒,發表了不同意見:“咱們都想過得好一點兒,不是嗎?我就不夠高,也不夠聰明。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想娶一個又高又聰明的姑娘,這樣我才能生一個又高又聰明的孩子。要是我可以直接用基因的手段實現這個目標,這是我的權利,有什麼不好呢?”
  “稍等一下,你是說即便沒有基因手段,你也要娶一個又高又聰明的妻子嗎?”桑德爾打斷了他,饒有興緻地說,“你先別放下話筒,我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事實上,對於這種“當技術遇上倫理”的話題,科學界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開始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納粹科學家利用集中營的受害者做實驗等等,這些都促使人們思考,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應用以及科學研究本身需要有所規範。
  生命倫理學成為發展最迅速、最有生命力的交叉學科,很快得到包括立法者和決策者的關註。一些國家建立了總統或政府的生命倫理學委員會,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很多醫院或研究中心建立了專門審查人體研究方案的機構審查委員會或倫理委員會。
  2001年,桑德爾被選入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與其他委員一起就生物技術的倫理問題展開論戰,為政府的科技決策提供建議。後來他們的一大議題,就是要討論清楚,乾細胞研究在倫理上是否行得通。
  2006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布什行使了任期內第一次否決權,否決支持乾細胞研究的法案。那時候,“科技”與“倫理”的衝突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有人堅持乾細胞研究跨越了道德底線,也有人認為科學研究不該被外力阻撓。桑德爾發現,基因仿佛一劑神藥,給生活帶來福音,也帶來了副作用。如何理解這劑新藥,將影響人們的基本判斷。
  “對這一類問題,我們應該怎麼思考?”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所長周琪說,“我們不能等待成果出現那天,才來考慮倫理的問題,應該有個更前瞻的思考和思路。”
  在2012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召開的科技倫理研討會上,科學家們也為乾細胞研究的倫理問題爭論起來。“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社會對科學技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需求,這種強烈需求有時甚至會使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超前’使用未成熟的科學技術,或者‘掩飾’科學技術的風險,因而科技倫理變得日益突出。”中科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周遠說。
  不過,雖然總是拋出一大堆問題,正確答案是什麼,對桑德爾來說似乎並不重要。在這門和哈佛乾細胞研究所創始人之一梅爾頓共同開辦的課程上,雙方的分歧都會在課堂上展示出來。學生也會加入辯論。“我們要讓學生去思考、去爭論,不僅是和我們一起,更要和他們自己爭論。”桑德爾說。
  我們必須為這些選擇可能帶來的影響負責任,不管我們是不是科學家
  在這堂課上,梅爾頓和桑德爾站在講臺的兩端。通常情況下,身為生物學家的梅爾頓先出場,講一講生物學上的新突破能夠帶來哪些改變。接著,身為哲學家的桑德爾出場,打斷梅爾頓的演講,拋出他在這個科學發現中嗅到的倫理問題——
  “父母花錢利用科技手段選擇生男生女,這樣對嗎?如果真的可以這樣選擇,一對失聰的父母也可以選擇生下耳聾的孩子嗎?”
  “高爾夫球選手泰格·伍茲因為視力差,進行了激光視力矯正手術,恢復到正常人水平,贏得了比賽。如果激光手術讓他的視力比一般選手更好,這個手術還是不是合理呢?”
  這門課迅速成為了哈佛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開課第一天,只能容納240人的教室一下子涌進來了380人,教室里擠得“只剩下站著的位置”。由於想要上課的人太多了,桑德爾最後不得不靠抽簽決定學生名單。
  不過,這對哲學家與生物學家的組合偶爾也有意見一致的時候。每當討論到這種話題的時候,他們就會邀請一個持反對觀點的“第三方”到場,參與他們的討論。
  比如,講到在實驗室製造胚胎乾細胞的案例時,他們的意見就很統一。兩位教授都認為,利用胚胎乾細胞研究尋找對抗糖尿病、阿爾茲海默綜合症、帕金森綜合症等疾病的對策,不管是在技術上還是在倫理上都說得通。
  但是,為了保證學生可以聽到不一樣的意見,他們找到了美國天主教主教教團的理查德·道爾弗林格,來課堂上講講他對於生命的理解。
  哲學家、神學家和生物學家就在哈佛的課堂上,帶著課堂上不同專業、不同背景的學生,激烈地爭論起來。他們在“生命起源於何時”這件事上產生了衝突,梅爾頓認為胚胎乾細胞研究可以幫人類尋找對抗疾病的良方,而虔誠的道爾弗林格卻堅持說,在實驗室研究中的胚胎乾細胞就是“活生生的生命”,這種研究是“奪取無辜生命”。
  在乾細胞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梅爾頓立刻反問:“一個只有一天大的胚胎乾細胞,跟一個6歲大的男孩,你覺得他們在倫理上的地位是一樣的嗎?”
  道爾弗林格毫不猶豫地回覆,“當然。”
  “那麼,為什麼社會能夠允許把一天大的胚胎擱進冰箱里,6歲的男孩卻不行?”梅爾頓追著問。
  這句話被桑德爾形容為“錶面看似天真,實則直擊內容核心”,它為梅爾頓贏得了學生的掌聲。在爭論後的投票中,絕大多數的學生贊同梅爾頓的觀點,但他們還是熱情地邀請依然持反對意見的學生站出來發言。
  事實上,這堂《倫理、生物科學和人性未來》課上面對的倫理困境,在課堂外也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在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背景、立場完全不同的18名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專家齊聚一堂,各自提出自己的觀點,一同討論。
  跟桑德爾這個哲學家一同爭辯的人來自不同地區,屬於不同種族。既有生物醫學專家或者行為學專家,還有臨床大夫,以及來自倫理學、宗教學、法律、自然科學、社會學、人文學科、衛生管理、政府與公眾事務等領域的專家。此外,還要有至少3名公眾參與,並將所有會議向民眾公開。
  “乾細胞研究的倫理問題非常複雜,不僅與科技發展前沿相關,而且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倫理問題如若處理不當,不僅延誤科技發展,而且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傷害。因此,乾細胞倫理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應該由科技專家、倫理專家、科技管理部門、公眾等多重主體共同參與。”中科院副院長李靜海說。
  “這些議題總令人絞盡腦汁,但卻十分令人興奮,以至於我決定在大學授課和著述時,我一定要繼續探討這些主題。”桑德爾說,“因為我們所在的這個時代,科技變得愈發重要。今後即便你的工作與生物學毫無瓜葛,你也應當瞭解一些生物學基本常識。我們在未來的許多選擇將來自現有的生物科技革命。我們必須為這些選擇可能帶來的影響負責任,不管我們是不是科學家。”
  篤信科學為中心的人能夠和不以科學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共同直面生物科技帶來的倫理問題
  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座上,爭論的聲音也從沒停止過。“我不會用基因手段事先為我的孩子規劃人生,我不想要製造‘完美寶寶’,我希望他們出生後可以得到無條件的愛。”站在第一排的女生說,“而且出生前就想辦法打造完美孩子,這是對其他人的不公平。”
  “我這兒沒話筒,我可以直接吼出來嗎?”站在二樓的男生著急地跑到看臺欄桿旁邊,探出身子大聲地沖臺下的女生喊著,“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是不是選擇利用基因技術改造下一代,這是科技進步賦予我的權利,我有選擇的自由。”
  另一個男生也接過話筒,跟著補充說:“你說出生前基因改造是一種不公平,可是我要問你,等你的孩子出生了,難道你就不再想辦法把他打造成完美孩子了嗎?我敢打賭你還是會竭盡所能讓他學習,催著他上人大附中。既然如此,什麼時候不都一樣?”
  而在美國的課堂上,桑德爾和梅爾頓的這堂課也總是充滿大大小小的爭論。在課堂沒吵完的學生,還會到這門課的網站上繼續爭論。
  在這個叫做“生物倫理”的網站上,針對各種生物學倫理話題列了一條又一條——“信仰能不能戰勝藥物?”“當今的醫葯公司應當擔起怎樣的責任?”“動物倫理,瞧瞧我們走到了哪一步?”
  “我和桑德爾都把這門課看做一個平臺,在這裡,篤信科學為中心的人能夠和不以科學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共同直面生物科技帶來的倫理問題,這種討論將對我們所有人有益。”梅爾頓說。
  事實上,經歷了這堂科技和倫理碰撞的課程後,許多人的觀點都出現了多多少少的改變。比如,關於是否應當服用提高效率的安全藥物這件事上,在聽取了反對方的爭論意見後,表示贊同的學生數量增加了一倍。
  這次在中國的講座最後,結束了“爭論馬拉松”,桑德爾摘掉了自己的眼鏡,盯著臺下安靜聽他演講的學生,總結著自己的觀點——如果基因技術用來治療人的缺陷,會給人帶來莫大助益,但如果用來製造“完美人類”,或將帶來一場災難。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裡,我們以為用生物工程改造孩子和自己來獲取成功是在行使自由的權利,但這真的是自由嗎?
  “這樣做會分散我們仔細思考這個世界的註意力,並減弱我們改進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衝動。與其運用新的基因權利去矯正‘人性這根彎曲的木材’,不如竭盡所能做好社會和政治安排,使其更適合不完美的人類天賦和局限。”桑德爾像個長輩一樣攤著手,眯著眼睛說,“當然了,我們的討論,並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  (原標題:打造完美人類:技術可行 倫理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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